【摘要】博物館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殿堂，是城市的地標，也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窗口。“博物”“文物”等詞，最早出現(xiàn)于《左傳》。“博物館”一詞在我國出現(xiàn)較晚，最早見于林則徐1841年抄本《四洲志》。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博物館早已存在，主要擔綱“藏禮”“習禮”“教化”等功能，且具有一定封閉性，不面向普通百姓開放。1905年，張謇創(chuàng)辦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國人創(chuàng)辦的第一家現(xiàn)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由此開啟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博物館蓬勃發(fā)展，在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關(guān)鍵詞】博物館 文物學 孔子家廟 南通博物苑

【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A

博物館在中國的“名”“實”淵藪

“博物”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xiàn)于《左傳》，有“博物君子”之說。《漢書》中的“博物論間，通達古今”，意為“通曉眾物，見多識廣”。張華的《博物志》，更是囊括山川地理、珍禽異獸、古代神話故事、歷史人物傳說、神仙方術(shù)等各種知識。“館”“館舍”多指接待賓客的場所，如《周禮·夏官·懷方氏》記載其管理職責包括“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等。在現(xiàn)代語境中，其語義延伸至外交、教育、文化等領(lǐng)域。

“博物館”或“博物院”等詞匯，在我國出現(xiàn)得較晚。“博物院”最早見于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①，“博物館”最早出現(xiàn)于林則徐1841年抄本《四洲志》。②后來，王韜在《漫游隨錄》中將British Museum譯為“博物館”，但他在1881年《擬創(chuàng)設博物院小引》一文中亦用“博物院”。③1930年的《古物保存法》，采用“國內(nèi)各博物院”的表述。1935年，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成立時，仍用“博物館”指代museum。在當代博物館實踐中，二者并用，并無差異，均指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zhì)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向公眾開放、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公共機構(gòu)，核心是收藏之物或稱“藏品”。博物館依據(jù)自身性質(zhì)和社會需求，通過鑒選、登記、編目等科學流程，入藏具有歷史、藝術(shù)或科學價值的文物與自然標本及非物質(zhì)的藏品，通過研究生成新的知識體系，再展示、傳播這些知識及其精神理念，讓人民群眾充分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與發(fā)展成就。

文物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博物館藏品觀念出現(xiàn)的前提

文物。2025年3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2024年修訂），將“文物”定義為“人類創(chuàng)造的或者與人類活動有關(guān)的，具有歷史、藝術(shù)、科學價值的下列物質(zhì)遺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古石刻、古壁畫；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或者著名人物有關(guān)的以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教育意義或者史料價值的近代現(xiàn)代重要史跡、實物、代表性建筑；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shù)品、工藝美術(shù)品；歷史上各時代重要的文獻資料、手稿和圖書資料等；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chǎn)、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早在春秋時期，《左傳》已出現(xiàn)“文物”一詞?！蹲髠?middot;桓公二年》記載，“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shù)，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fā)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這里所說的“文物”，原是指當時的禮樂典章制度，與上述定義中“各時代社會制度”有所關(guān)聯(lián)。“文物”一詞有接近于現(xiàn)代所指文物的“前代遺物”的內(nèi)涵，大概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晉書·張華傳》載，元康五年（295年）“武庫火……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這條記載有三點值得關(guān)注：一是國家典藏。二是累代——不僅局限于當朝。三是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正反面典型物件均有，凸顯教化作用。唐代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云閑今古同”，說明唐代人已經(jīng)將“文物”視為前代遺物。

文物學。宋代以降，皇家收藏、私家收藏、研究之風大盛，收藏家和研究著作代有所出，文物學應運而生。著名金石學家呂大臨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完成的《考古圖》（十卷），是我國最早的學術(shù)類文物圖錄?！犊脊艌D》著錄了當時秘閣、太常等宮廷內(nèi)藏，及民間所藏224件青銅器與玉器。每器皆摹繪圖形、款識，記錄尺寸、容量、重量，以及出土地點和收藏處所，并撰有釋文和考釋，旨在探源制作之巧技，彌補經(jīng)傳之缺失，訂正前賢之疏漏。研究范圍不僅囊括“文物”物化本體，而且包括器物的埋葬學和流傳史。

王黻所著《宣和博古圖》，收錄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所藏古代銅器共20類839件，尤顯官方收藏的豐厚。與《考古圖》相比，《宣和博古圖》所繪器形更加精致，并注有比例，考證也更為精審，李濟、曾昭燏認為其“實為巨帙之博物館目錄”。值得一提的是，趙明誠與其妻、宋代著名詞人李清照，共同致力于金石書畫的征藏和研究，著《金石錄》30卷。李濟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帶有“半藝術(shù)”特征，“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考訂”，“欣賞”掩蔽“了解”。④

收藏。西周已有“守藏”概念?！吨芏Y·春官·天府》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zhèn)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xiāng)州都鄙之治中（治理政事的文書檔案），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shù)谷數(shù)，則受而藏之。”《周禮·天官·玉府》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但“守藏”指“管理”，而非博物館意義的“收藏”。漢魏時期，出現(xiàn)了更加詳細的器物分類，如曹操《上器物表》有“御物”“御雜物用”等類，且特別注出質(zhì)地純真。《魏書·釋老志》記載造釋邇立像時“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金”，亦特別注明金的不同成色，將“赤金”與“黃金”明確區(qū)分?！　?/p>

唐宋明清時期文物收藏與研究的發(fā)展，為我國近代博物館建立、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鬃蛹覐R是中國博物館的早期雛形。王宏均認為，“公元前478年以孔子故居創(chuàng)建的孔子廟堂是中國最早的紀念性博物館”“它比托勒密·索托創(chuàng)建的亞歷山大博物館早188年左右，所以，可以認為曲阜孔廟是保存至今的世界最早的博物館之一”。⑤這一論斷最早應源自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xiāng)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鬃硬家?，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圣矣！”這處記載有三個要點：一是收藏“車服禮器”；二是“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即藏展目的是讓觀眾學習“禮”；三是“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即觀眾參觀后發(fā)出感慨。可見，孔子廟堂具有博物館藏、展、教等功能。

“藏禮”“習禮”“教化”，是中國古代博物館相關(guān)設施的主要功能

《禮記·禮運篇》中的“藏禮于器”和《左傳》中的“器以藏禮”，皆表達以器物為中心的政治、倫理秩序與關(guān)系，即“寓教于物”的禮樂之制。如《說文解字》所言，“玉之美有五德（仁、義、智、勇、潔）”。器物的集中制造和流通，旨在傳播政治理念、人倫綱常與實踐規(guī)范。通過闡釋、展示與教化，特殊空間賦能“物”的“禮性”與“禮力”，讓觀者獲得關(guān)于“天人合一”“器道合一”的系統(tǒng)性知識和生活啟示。

這些“禮制”之物流傳至今，與制作技術(shù)的不斷提升密切相關(guān)。技術(shù)造就了器物之“美”，也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物”之禮制約束，創(chuàng)造了包容、開放的隋唐盛世，以及“華夷并序”“上下如一”的國家典藏范式。宋代以后，文物學的創(chuàng)立極大地促進了稽古、藏古和著錄的發(fā)展，一代代學者將古典之物與知識類型化、體系化、技術(shù)化和學堂化，承上啟下，逐漸實現(xiàn)了圈層累積的中國“博物館化”，使之從整體上成為一個源遠流長的遺產(chǎn)集合體。

1905年，實業(yè)家張謇懷著“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在南通創(chuàng)建了南通博物苑，此為中國人創(chuàng)辦的第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博物館。“設為庠序?qū)W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實現(xiàn)中國古代秘不示人的“私藏”“私教”向公眾觀覽（教育）的“共藏”轉(zhuǎn)變，“中國博物館由此開始躋身于進步文化的行列之中。” ⑥

張謇創(chuàng)建博物苑出自清末社會變革實踐，康有為將開設博物館作為其變法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通過“捐資報效”的方式建設博物館，鼓勵士紳捐建籌辦中國自己的博物院。張謇在向清政府呈遞《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和《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無果后，在家鄉(xiāng)自建博物館?？涤袨榈牟┪镳^思想，來自當時考察西方社會的官員們的記錄。如1866年率團赴歐洲考察的山西襄陵知縣斌椿，他在《乘槎筆記》中最早描述了西方博物館。與此同時，一些外國人在中國創(chuàng)辦的博物館，如徐家匯博物館（1868年）、上海博物院（1874年）、華北博物院和濟南廣智院（1904年）等，也促使中國人開始開辦自己的博物館。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成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成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典范和文明交流互鑒的平臺。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博物館厚積薄發(fā)，其豐富藏品向社會公眾開放，生動詮釋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充分彰顯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我國博物館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為世界博物館發(fā)展提供中國樣本，對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注釋】

①李飛：《再論漢語“博物院”一詞的產(chǎn)生與流傳——兼談E考據(jù)的某些問題》，《東南文化》，2017年第2期。

②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fā)展百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

③王韜：《漫游隨錄》，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84頁。

④李濟：《李濟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5頁。

⑤王宏均：《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修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7-60頁。

⑥南通博物苑編：《南通博物苑百年苑慶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3頁。

責編/陳楠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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