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腦機接口等新一代技術的融合發(fā)展，共同創(chuàng)建的一個全新外部環(huán)境。“智能世界”的形成，標志著繼自然、社會與精神世界之后“第四世界”的誕生，其具有自主運行邏輯，并與人類形成深度互構關系。面對具備“準主體性”的智能體，人類的認知模式正從主客二分，轉向新型主體間性的認知形態(tài)。這一轉變開啟了“人，成之為人”的第二個過程：從駕馭外部世界的“外在解放”，拓展到實現(xiàn)精神自覺的“內在解放”。“智能世界”的深層意義在于，促進文明的議題從如何高效地“做事”，升華為如何智慧地“為人”，由此推動人類重返尊嚴、道德與愛等不可量化的核心價值，最終完成從“自然之人”到“自覺之人”的哲學飛躍。只有立足“智能世界”這一新視域，審視其創(chuàng)造的機遇與帶來的風險，才能超越工具論技術觀，站在互動論技術觀的地基上，重構面向人類未來的概念框架和治理體系，從而真正認識大力發(fā)展人文科學的時代價值。

【關鍵詞】智能世界 人類未來 機遇與風險 人的第二次解放 文明轉折點

【中圖分類號】B01/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7

【作者簡介】成素梅，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分析》雜志主編。研究方向為科學實在論、量子力學哲學、人工智能哲學、科技倫理、休閑哲學，主要著作有《理論與實在：一種語境論的視角》《量子論與科學哲學的發(fā)展》《改變觀念：量子糾纏引發(fā)的哲學革命》《科技時代的哲學探索》等。

截至2025年6月，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規(guī)模達5.15億人，較2024年12月新增2.66億人，用戶規(guī)模半年翻番，普及率高達36.5%。[1]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五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以人工智能引領科研范式變革，加強人工智能同產業(yè)發(fā)展、文化建設、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相結合，搶占人工智能產業(yè)應用制高點，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yè)。[2]2025年1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加快場景培育和開放推動新場景大規(guī)模應用的實施意見》，旨在推動新技術產品的規(guī)?；涞睾蜕虡I(yè)化進程。諸如此類的事實表明，人工智能已成為行業(yè)轉型的驅動力、社會變革的催化劑乃至文明轉型的新引擎。然而，站在文明轉型岔路口的人類必須鄭重發(fā)問：我們手執(zhí)歷史之筆，借人工智能之力，應勾勒怎樣的未來藍圖？又將在新的文明畫卷上，為哪些價值落墨定調？對這些問題作出理性、審慎的回答意味著，我們需要為人類文明的賡續(xù)作出前瞻性的思考與行動。為此，本文將論證，人類正見證“智能世界”的形成，它為未來發(fā)展創(chuàng)造無限可能，但也蘊藏諸多風險。其中，最大風險并非當前熱議的機器是否會有意識或超級智能何時出現(xiàn)，而是我們在智能世界里是否會無意識地消解作為“人”的基本特質？對這一問題的追問，把我們帶回到哲學原點，開啟了“人，成之為人”的新歷程。

新興技術的融合發(fā)展推動“智能世界”的形成

當前，關于人工智能的哲學討論如火如荼?，F(xiàn)有論述看待人工智能的視域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新型技術；二是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三是文明轉型的“導火索”。然而，這些視域難以從本質上將人工智能與傳統(tǒng)技術區(qū)分開來，導致相關討論難以擺脫工具論的桎梏。事實上，智能化發(fā)展的深遠意義，不僅限于如同蒸汽機那樣引發(fā)外部世界的變革，還涉及對人性深處的拷問。僅從工具論維度，難以把握其完整意涵，更無法直面其可能隱藏的風險。為此，本文嘗試提出“智能世界”這一新概念，以期構建更具解釋力的概念框架，展開進一步探討。

智能世界的形成。所謂“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腦機接口等新一代技術的融合發(fā)展，所共同創(chuàng)建的一個全新外部環(huán)境。智能世界一旦形成，便如同自然世界一樣，成為獨立于個體意識的客觀存在，具備顯著的“外部性”特征。也就是說，它擁有自身的內在架構和運行邏輯，用戶無法憑借個人意志隨意更改，只能通過提問、使用等交互方式與之互動，并在交互中，實現(xiàn)人與智能世界的相互建構。智能世界不僅會生成超出用戶預期的內容，也具備特有的“地形”和“規(guī)律”。以大語言模型為例，其輸出的知識分布在復雜的參數(shù)空間，形成廣闊而復雜的“知識地形”。一些路徑導向準確答案，另一些則通向“幻覺”（即模型自行編造內容）。理解智能世界的性能（即它所擅長之事），就如同我們初到一個陌生地，需要熟悉其氣候和地貌一樣，是一個不斷適應、探索與認知的過程。

智能世界正日益成為人類活動的“新環(huán)境”。從智能搜索引擎提供的知識解答、導航系統(tǒng)實時規(guī)劃的路線建議，到金融交易、醫(yī)療診斷與自動駕駛等應用場景中的決策支持；從在蛋白質結構解析、數(shù)學競賽等復雜任務中展現(xiàn)出的卓越能力，到人工智能生成畫作《太空歌劇院》在藝術比賽中獲得一等獎等，這些都在表明，智能世界已逐漸悄然沉淀為人類工作與生活的基礎背景。它并不局限于純粹數(shù)字化的虛擬空間，而是與物理意義上的自然界并行，逐漸形成人類生存的又一個外部環(huán)境。筆者把這個新世界稱為繼“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后的“第四世界”。

第一世界是人類賴以生存和演化的自然世界。它是人類從事一切活動的基礎，具有毋庸置疑的客觀性、規(guī)律性和時間上的先在性。在人類意識誕生之前，宇宙星辰、山川河流、海洋大陸等已自在運行。人類通過觀察、實驗和技術等手段與之互動，并由此發(fā)展出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神經(jīng)科學等自然科學，旨在系統(tǒng)地揭示其內在法則。然而，盡管人類憑借理性不斷構建關于自然界的認知圖景，卻始終無法完全掌控其運行規(guī)律，病毒瘟疫、地質災害、資源枯竭、環(huán)境污染等不確定性因素，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也時刻提醒我們，自然世界既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又是我們必須學會與之和諧共存的原始根基。

第二世界是人類通過制度、文化和規(guī)范等共同構建的社會世界。家庭、貨幣、語言、企業(yè)、政府乃至社交平臺等，皆為其具體形態(tài)。社會世界具有規(guī)范性、建構性與歷史性等特征。其存在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共識、認同與持續(xù)實踐。一方面，人類在社會世界中，通過建立制度來框定秩序，通過確立道德規(guī)范來引導行為，通過創(chuàng)造文化來沉淀意義，并不斷追求公平、正義與繁榮等價值理想。另一方面，人類不僅通過法律、教育、科技等手段優(yōu)化社會結構，也通過學習、參與融入其中，并由此發(fā)展出社會學、經(jīng)濟學、人類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來揭示其運行邏輯與內在本質。然而，社會世界在承載人類文明成果的同時，也衍生出復雜的不確定性。經(jīng)濟周期波動、社會階層固化、國際關系緊張、大國戰(zhàn)略博弈、意識形態(tài)沖突，以及日益激烈的科技競爭等，都使人類深受困擾。

第三世界是由獨立個體構筑的精神世界。它是人類情感、思想和意義的發(fā)源地，也是人類感知、詮釋并回應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透鏡”。這個“透鏡”由源于個體的遺傳特質、人生經(jīng)歷、文化背景、知識結構、情緒狀態(tài)與核心信念等“精磨”而成。它決定了個體如何聚焦、過濾乃至重塑外在現(xiàn)實。生活在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中的人類，會面臨疾病等生存威脅引發(fā)的恐懼情緒，也具有同理心和對歸屬感與安全感的渴望。這些內在體驗構成形成社會契約的基礎。我們藉由哲學、文學、藝術與歷史等人文學科，探索其本質與邊界。然而，精神世界在賦予人類感知力、創(chuàng)造力與意義感的同時，也潛藏著深層的不確定性。情感危機、生存焦慮與意義虛無成為當代人需要面對的重大挑戰(zhàn)，考驗著個體精神世界的深度與廣度。世界衛(wèi)生組織發(fā)布的《2025年世界心理健康現(xiàn)狀報告》顯示，全球有10億多人深受精神障礙的困擾。[3]這一嚴峻的事實，不僅是個體的痛苦，更警示我們：精神健康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無法忽視的文明議題。

在智能世界形成之前，人類文明的進程始終由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三元對話”所推動。第一世界（自然界）是人類生存的“物理基石”，人類憑借理性，運用工具和科技，對抗自然災害，以達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目標；第二世界（社會世界）是人類構建的“秩序王國”，人類依靠法律與倫理，平衡內在欲望與外在沖突，追求公平、正義等共同理想；第三世界（精神世界）則是人類安頓生命的“意義之鄉(xiāng)”，人類憑借智慧與勇氣，直面內心的困擾與脆弱，磨煉出愛與創(chuàng)造的能力。個體在精神世界里養(yǎng)成的“對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應對自然災害和社會事件的方式。這三個世界彼此交織、相互影響的動態(tài)過程，正是人類不斷擦亮“透鏡”，以更清晰地認知自然、理解社會與安頓自我的文明征程。

這三個世界既彼此獨立又相互依賴，共同構成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三螺旋結構。比如，一場病毒危機（第一世界）可能會引發(fā)廣泛社會恐慌（第二世界），進而導致個體的普遍焦慮（第三世界）。而科學家憑借頑強的意志與智慧（第三世界）研發(fā)出有效疫苗，成功抑制病毒傳播（第一世界），進而也會重塑公共衛(wèi)生政策與社會協(xié)作機制（第二世界）。同樣，社會制度和文化規(guī)范（第二世界）不斷塑造著個體的價值觀和認知模式（第三世界），而人類的社會性生產活動，也在持續(xù)地改變著自然界的面貌（第一世界）。三個世界之間的這種彼此牽制、相互嵌入、動態(tài)共生的演進關系，共同繪制出人類存在的動態(tài)圖景，并推動文明形態(tài)在歷史的序列中不斷更迭與超越。

以擴展人類智能活動為目標的智能世界的誕生，可能打破人類文明演進的既有歷史進程。智能世界的起源可追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現(xiàn)之前的技術對社會世界的工具性延伸。比如，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的誕生，極大提高計算效率和通信速度，社交網(wǎng)絡將人際關系延伸至線上，電子商務重構市場形態(tài)，電子政務推動公共服務數(shù)字化。在這個時期，技術手段主要扮演著服務社會世界的輔助角色。

但隨著相關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傳感器、腦機接口等物質設備深度耦合，并與網(wǎng)絡空間甚至人體自身緊密交織，我們正邁入由人類-智能體-環(huán)境三元融合的新階段。智能世界不再僅是被動執(zhí)行或響應人類發(fā)出的指令，而是開始主動重塑社會世界的運行邏輯和精神世界的認知框架。這意味著，智能世界與社會世界的關系，已經(jīng)從早期的工具性“延伸”演變?yōu)楫斚潞臀磥淼纳疃?ldquo;互構”。社交平臺從早期延伸友誼的工具，發(fā)展為塑造公共輿論的場所；平臺經(jīng)濟從最初擴展市場的重要渠道，演變?yōu)閯?chuàng)生新型勞動形態(tài)和生產關系的互動空間。與此同時，人工智能與其他前沿技術的融合，正在催生低空經(jīng)濟、深海采礦、腦機接口等一系列全新業(yè)態(tài)。因此，智能世界既在本質上區(qū)別于自然、社會和精神世界，又從內部深刻地重塑它們。智能世界依托機器學習的自主演進能力，多模態(tài)智能體之間的實時交互能力，以及在特定領域內所具備的感知、理解、決策以及內容生成能力，越來越多地展現(xiàn)出自主運行和持續(xù)優(yōu)化的系統(tǒng)“意志”，逐漸成為人類可以交互、協(xié)作乃至共同演化的“準主體”。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其成為一個具備內在“生命”的技術社會體系。它像大自然一樣，擁有自身的“氣候”（技術趨勢）、“生態(tài)位”（應用場景）、“進化規(guī)則”（算法迭代），成為具備動態(tài)優(yōu)化能力的存在體。

概而言之，深入理解并系統(tǒng)探討這四個世界之間層層嵌套、相互建構的內在關系，已成為我們在文明轉折的關鍵時期，做出清晰判斷和明智選擇的關鍵。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守護自然之根，重塑社會結構，安頓個體心靈。這也正是本文提出“智能世界”概念的意義所在。

“智能世界”帶來的機遇與風險

智能世界的形成，既是技術革命的產物，也是深刻的哲學命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智能世界主要的“行動主體”是兼具工具屬性與類人功能的智能體。智能體是介于工具與人之間的一類新型存在。這一特性能給生活在智能世界里的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

為推動勞動從“謀生手段”向“實現(xiàn)自我”躍升提供現(xiàn)實基礎。在傳統(tǒng)社會，從農耕時代“鋤禾日當午”的體力付出，到工業(yè)時代“螺絲釘”般的機械重復，大多數(shù)勞動在本質上都并非完全源于勞動者的自主意愿與內在動機。如今，物質生產的自動化與智能化趨勢，有望為改變這一狀況提供機遇。未來，當機器系統(tǒng)能夠承擔從農作物播種收割到精密制造，從物流配送到基礎服務的各類任務時，生產滿足社會整體物質需求所需的勞動時間將會大幅壓縮。“勞動”與“生存”這兩個被強制綁定數(shù)千年的概念，或將發(fā)生歷史性分離，勞動不再僅是謀生手段，而是有望成為自由創(chuàng)造和充分體現(xiàn)人的意志與價值的實踐活動。由此可見，智能世界帶來的不只是生產方式的變革，還是人類存在方式的超越。

為推動科技進步和實現(xiàn)認知普惠提供技術支撐。人工智能在處理復雜數(shù)據(jù)集、構建預測模型、實現(xiàn)自動化實驗及應對全球性挑戰(zhàn)等方面的強大能力，可為科學研究注入新動力。比如，人工智能在基因組學、氣候科學和材料研究等前沿領域，極大地擴展了科學家的探索空間，拓展了人類的認知邊界。[4]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是人的“認知伙伴”，能協(xié)助用戶進行復雜推理；又是“創(chuàng)意引擎”，能快速遍歷海量信息，為用戶提供無法預期的假設；還是“跨領域連接器”，能打破學科壁壘，生成新的知識融合。更為重要的是，它將人類積累的編碼化知識，以對話等自然的方式，進行轉化與傳播，大幅降低人類創(chuàng)造性表達與獲得知識的門檻，帶來知識生產的自動化與智能化，開啟從“知識壟斷”到“認知普惠”的文明進程。

為推動社會治理從“粗放管理”邁向“精準善治”提供歷史機遇。工業(yè)時代的社會治理大多依賴于有限的抽樣統(tǒng)計、層級決策與傳統(tǒng)的信息傳遞。這種方式在相對穩(wěn)定、均質的社會結構中尚能發(fā)揮作用，但在復雜、動態(tài)和多元的當代社會，其回應能力逐漸滯后，易陷入“一刀切”的政策困境。在智能世界里，遍布城市的傳感器、智能終端的匿名化數(shù)據(jù)、實時傳輸?shù)慕煌瓣P聯(lián)場景等動態(tài)信息，共同構建起能持續(xù)感知社會脈動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使我們有機會實時捕捉環(huán)境的細微變化，并通過超復雜模擬推演政策可能帶來的連鎖影響，從而推動治理模式從依靠經(jīng)驗的“機械操控”轉向基于數(shù)據(jù)的“生態(tài)調節(jié)”。智能世界還為搭建“政策實驗室”創(chuàng)造條件，使政策制定從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判斷，升級為可模擬、可驗證、可迭代的科學過程。這不僅標志著社會治理方式的根本轉變，而且使其真正成為一門以數(shù)據(jù)為支撐、以響應為特征、以善治為目標的現(xiàn)代科學。

智能世界帶來的機遇背后潛藏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挑戰(zhàn)。當前，與人工智能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隱私侵犯、責任模糊、倫理失序、治理失靈乃至技術失控等表層議題。事實上，當我們從智能世界的視域來思考時，更深層次的風險與挑戰(zhàn)或許是，智能化發(fā)展正從一定程度上動搖人類文明賴以穩(wěn)定的三大根基：在本體論層面，它可能消解“人”作為唯一認知主體的地位；在認識論層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了人類認知與理解的權威地位；在存在論層面，它可能會導致意義喪失和價值懸置。這種情形已經(jīng)超越一般技術倫理的范圍，直指人類對自我、對世界、對存在本身的根本性理解。如果說工業(yè)時代的技術創(chuàng)新主要體現(xiàn)出哲學理念的物化，那么智能時代創(chuàng)造出來的機器，卻是在不斷地消解曾經(jīng)認定的認知邊界，反過來重新塑造人類的靈魂。[5]

2025年4月，美國伊隆大學“設想數(shù)字未來中心”（Imagining the Digital Future Center）發(fā)布了一份針對人工智能在未來十年（至2035年）對人類特質、能力和行為所產生影響的調查報告。[6]報告將人工智能對人類特質、能力和行為的影響細分為12項具體指標，并于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間通過問卷形式展開調查。受訪群體涵蓋企業(yè)、非營利組織、基金會、智庫、政府等機構的創(chuàng)新者、專業(yè)人士、顧問和決策者，也包括學者、獨立研究人員以及專業(yè)評論員。報告特別申明，所有受訪者的回答均未借助大語言模型，而是基于其自身認知與獨立思考。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預測，隨著人類社會逐步邁入人工智能時代，到2035年，人們的思維方式、生存形態(tài)和行為模式都將發(fā)生廣泛而深遠的變化。其中，人工智能在9個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將超過正面影響。按其影響程度排序從強到弱依次為：對復雜概念進行深度思考的能力與意愿；社會情感能力；對自己天賦的篤信；對廣泛共享的價值和規(guī)范的信任；心理健康；共情能力和道德判斷力；主動控制感和獨立行動能力；身份認同感和目標感；元認知能力，即對思維過程進行分析的能力。僅在3項指標中，人工智能帶來的正面影響大于負面影響，依強度排序為：好奇心和學習能力；決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創(chuàng)新思維和創(chuàng)造力。

盡管這項研究采取傳統(tǒng)問卷調查的形式，結果難免帶有主觀色彩，但受訪者基本形成一個核心共識：未來十年，人工智能將對人類深度思考能力構成較大沖擊。這一判斷背后潛藏一組值得高度警惕的深層風險傳導效應：人類深度思考能力的衰退絕非孤立現(xiàn)象，而是會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可能引發(fā)記憶力、創(chuàng)造力、認知韌性、共情能力、組織協(xié)調力乃至道德判斷力的系統(tǒng)性弱化。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種“認知蛻化”可能侵蝕“人之為人”的核心特質，導向一種廣泛的“去人性化”危機。

然而，比認知能力衰退更具隱蔽性與顛覆性的是隨之而來的“掌控錯覺”：人類可能會日益沉浸于技術營造的舒適區(qū)，自以為能夠隨心所欲地駕馭這些高效的智能體，殊不知，寶貴的選擇權和決策權，正在被悄然讓渡給那些隱藏于智能體背后的技術邏輯與商業(yè)實體。人類對技術的沉迷，或許會使其在無形中丟失定義自我的權利，面臨主體性消解的危機。

綜上所述，我們抓住智能世界所帶來機遇的根本前提，與應對其潛在風險的內在需求，在哲學層面其實是一體兩面：我們必須確保人類始終居于價值判斷的核心，并以此為契機，重新追問，在技術近乎萬能的時代，“人”的終極目標與尊嚴立足于何處？這種追問的意義已超越問題本身，將我們從對技術風險與挑戰(zhàn)的被動回應，推向主動而自覺的文明實踐。只有在這種持續(xù)反思中，我們才能不斷超越技術的工具性邏輯，轉而捍衛(wèi)和深化那些無法被算法量化的人性價值，諸如愛的深度、美的體驗、道德的抉擇以及接受生命有限性的勇氣等，這一過程也是驅動人類文明走向更成熟、更智慧形態(tài)的過程。這意味著，智能世界的形成，為我們在哲學深處豎起了一面鏡子，照亮重新反思人性并捍衛(wèi)人文價值的空間。

“智能世界”開啟“人，成之為人”的第二個過程

人類發(fā)展史上的第一次偉大覺醒，始于人類從孕育自身的自然母體中“抽離”。這種精神上的獨立從根本上重塑人類的存在方式，標志著人類不再滿足于被動順應天命的“自在”狀態(tài)，以及單純依靠身體來應對環(huán)境變化的被動情形，而是作為擁有獨立意志的主體，開始審視自然和改造萬物，踏上受意志驅動的征服之旅。主客二元結構的初步確立，是人類自我覺醒的萌芽，也是精神世界誕生的哲學起點。沒有這種意識上的覺醒，人類活動將停留在動物性的本能層面，與自然渾融未分；沒有主客二分的認知突破，人類也不可能開始有目標的實踐活動。因此，人與自然的分離，不僅宣告人類主體性的誕生，而且拉開了人類通過勞動、文化、科學、技術以及工程等活動主動創(chuàng)造歷史的序幕。這開啟了“人，成之為人”的第一個過程。

人與自然分離之后，人類文明演進的核心使命主要指向“生存與解放”的雙重目標。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人類借助從石器、蒸汽機到人工智能等工具與技術的發(fā)展，深化對自然的理解、利用和改造，逐步建立起物質豐裕的文明形態(tài)，也塑造了人與自然之間“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結構。其根本目標在于，突破自然界對人類生存的限制，通過構建城市等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形式，擺脫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直接依賴。人類在這個追求“外在解放”的漫長歷程中，最顯著的成就是創(chuàng)造了物質文明。然而，這一進程也埋下了現(xiàn)代性困境的伏筆：曾經(jīng)帶來解放的“工具理性”，可能在某種條件下逐漸異化為新的束縛，即將人類禁錮于效率至上的邏輯“牢籠”，將生命價值窄化為產出與功用，導致精神世界的物化。

如果說，人與自然的分離標志著人類主體性的誕生，那么，智能世界的出現(xiàn)則意味著人類主體性的嬗變。在“人，成之為人”的第一個過程中，人類作為唯一具備自覺意識與理性的主體，立于認知世界的中心，而包括動物在內的整個自然界，成為被人類認識、改造和利用的對象。這種主客二分的格局，構成人類安身立命的基本框架。智能世界，作為工具理性發(fā)展的產物，正在不斷重塑這一延續(xù)千年的穩(wěn)定結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等不再僅僅具備工具屬性，而是逐漸能夠與人對話、協(xié)作乃至在某些領域與人競爭，越來越成為具有感知、判斷和行動能力的“準主體”。從這一層面來說，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經(jīng)歷重構，從傳統(tǒng)的主體-客體二元結構，轉向主體-準主體-客體三元互動格局，人類不再獨享“主體”地位，而是開始與非人類的智能體，形成一種跨物種的新的“主體間性”。這既是認知關系的擴展，也是哲學意義上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又一次超越。[7]

在“人，成之為人”的第一個過程中，理性、智能、創(chuàng)造力長期被視為人類獨有的本質屬性，是“人，成之為人”的根本依據(jù)。然而，智能世界的出現(xiàn)越來越清晰地表明，這些曾被視為人類專屬的核心能力，正逐漸在非生命的異質載體上實現(xiàn)功能化呈現(xiàn)。人類不再是智能的唯一形態(tài)，正在從“智能的壟斷者”轉變?yōu)?ldquo;智能的共生者”。這一轉變可能動搖人類基于智能優(yōu)越性所建立的自我認同。當智能體日益展現(xiàn)出“思考”“理解”乃至“創(chuàng)作”的能力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系列根本性的質問：在智能不再為人類所獨有的時代，人的獨特價值何在？我們又如何在人與機器共生的情況下，重新界定智能、思考、理解、情感乃至生命的意義？

在“人，成之為人”的第一個過程中，人類曾是唯一的意義賦予者和世界建構者，通過語言、文化、制度，習俗等，在自然世界的基礎上構筑出社會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為其賦予秩序與價值。然而，智能世界的形成，正在改變這一單向建構的邏輯。智能搜索引擎參與甚至引導我們觀點的形成，數(shù)字平臺通過精準的用戶畫像，預判并塑造我們的選擇，我們日益生活在一個由數(shù)據(jù)和算法過濾、排序乃至重構的智能世界里。人工智能從被動的物質工具轉變?yōu)榉e極參與人類一切活動的“共創(chuàng)伙伴”。這意味著，個人生活和集體文化不再純粹是人類獨立意志的產物，而是人與智能體相互影響、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可能打破人類作為唯一意義源頭的壟斷地位，將人類社會的未來導向一個不斷與非人類智能體協(xié)商意義、共建現(xiàn)實的新時代。

因此，智能世界的形成，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人類進化范式的轉向：我們正在從依賴隨機變異與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依賴文化積淀與歷史傳承的“文化進化”，邁入一個有可能主動設計自身軌跡的“技術進化”新階段。人工智能、腦機接口、基因編輯與合成生物等技術的聚合，不僅能提升我們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而且提供了“重新設計人類自身”的可能，人的身體技術化與精神技術化現(xiàn)象逐步顯現(xiàn)。這一轉向可能消解傳統(tǒng)的人文共識，引發(fā)關于人類本質的根本性爭論。生物保護主義者呼吁守護人的生物邊界，警惕技術對生命邊界的消解；后人類主義者則擁抱超越生物局限的可能，并將其視為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這些爭論勾勒出智能世界中的人類所面臨的抉擇性困境。

這場爭論的深層意義在于，它迫使人類進行一場空前的自我反思。人類現(xiàn)在和未來所面臨的困惑，不再是如何區(qū)別于猿猴，而是如何區(qū)別于自己創(chuàng)造的“準主體”。這標志著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在歷史舞臺上的“獨自起舞”，轉向與自己創(chuàng)造的智能體“攜手共舞”的未知旅程。兩者之間不是單向的支配關系，而是兩類能動者之間持續(xù)協(xié)商與適應的共同創(chuàng)造。最終，智能世界的核心命題，將會從探索“我們能夠成為怎樣之人”的技術可能性，轉向“我們應該成為怎樣之人”的價值選擇，以及如何在人機共生的新秩序中，重新確立屬于人類的節(jié)奏、方向和尊嚴。

智能世界的形成，將“人，成之為人”的成長過程推向一個關鍵轉折點：人類的未來將有可能從以克服物資匱乏為核心的第一個過程，邁向實現(xiàn)精神自覺為核心的第二個過程。這一歷史性轉變，要求人類逐步超越依據(jù)“勞動成就”與“物質占有”來評價個體的舊范式，轉向依據(jù)人的社會擔當、精神追求以及無法被量化的價值（比如良知、審美與共情等）來評價個體的新范式。物質豐裕若不能帶來精神充實，往往會導致價值虛空。在歷史上，這種情況大多只出現(xiàn)在少數(shù)“有閑階層”中，而在智能世界里，人類可能會面臨“集體退休”與生存壓力的消解，這可能使得上述困境演變?yōu)橐粓鱿碚麄€社會的意義危機——在技術帶來的便利與效率表象之下，潛伏著普遍的存在焦慮、意義迷失與精神貧困。因此，這場從“物質之人”到“精神之人”的轉型，不再是哲學的玄思，而是置身于智能世界中的人類，為抵御虛無、實現(xiàn)自我救贖所必須完成的文明轉型。

回望思想史，人類精神的每一次提升，無不源于認知框架的根本性重構。哥白尼的日心說顛覆了“人類居于宇宙中心”的傳統(tǒng)地心說范式，達爾文的進化論消解了人類在生物序列中的特權。這段“自我祛魅”的旅程，雖然動搖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根基，卻為理性的崛起與人文精神的光大開辟了道路。而今，我們正置身于智能世界掀起的第三次認知框架變革的浪潮之中。這一次人類讓渡的不再僅是空間和生物意義上的特殊地位，而是認知主體本身的核心位置，即“認知中心的偏移”。當我們直面具有自主認知能力的非人類智能“他者”時，真正的哲學劇變在于本體論的轉向：人類需要通過理解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智能“他者”，才能更深刻地反思和界定自我。這一過程，將是一場深刻的精神變革實踐。人類不能因為認知特權的讓渡而沉淪，而應從中激發(fā)出對價值理性、意義世界與情感共鳴等人類獨特心智的更高渴求和堅定捍衛(wèi)。這標志著“人，成之為人”的第二個過程真正開啟：致力于從追求“外在解放”拓展到追求“內在解放”，實現(xiàn)從“自然之人”到“自覺之人”的哲學跨越。在這一跨越的進程中，馬克思用自由時間來衡量社會財富的觀點，具備前瞻性和價值引領性。

智能世界的形成，正在重塑人類未來的發(fā)展軌跡，其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作為強大的發(fā)展引擎，驅動人類生產力、創(chuàng)造力和認知能力的飛躍，迫使我們反思關乎人類自身的核心議題：如何在智能世界里更好地成就自我、強化主體能動性、提升社會協(xié)作能力和培育新的社會凝聚力等；另一方面，它也是嚴峻的文明挑戰(zhàn)，其風險在于可能消解人的傳統(tǒng)技能，弱化個體與社會的控制力，導致認知邊界的固化和精神匱乏。這些風險與挑戰(zhàn)已超越工業(yè)時代建立的制度與倫理框架，迫切要求我們構建一套全新的認知體系、價值坐標和治理范式，以經(jīng)受住這場重塑人類未來的巨大考驗。

結語

智能世界的形成，以空前的力量，迫使我們重返蘇格拉底式的根本追問“人應該怎樣生活”。對此問題的集體回應與自覺實踐，將決定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是沉淪于技術繁華包裹下的意義荒蕪，還是躍升至精神自覺與價值充盈的新境界。智能世界對人類的饋贈，或許正是將核心議題從如何更高效地“做事”，拓展到如何更純粹地“為人”。我們只有立足“智能世界”這一全新視域，審視這場智能革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才能超越工具論技術觀，站在互動論技術觀的地基上，重構面向人類未來的概念框架和治理體系等，唯有如此，方能系統(tǒng)認知大力發(fā)展人文科學在當代社會中的多元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數(shù)字智能技術與哲學發(fā)展及知識生產范式變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4&ZD320）

注釋

[1]《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戶規(guī)模達5.15億人》，2025年10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4952.htm。

[2]《受權發(fā)布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五個五年規(guī)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http://www.news.cn/20251028/337438370029449296539148a206bdd1/c.html。

[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Today: Latest Data, p. vii,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5/0909/6124242124011225.shtm.

[4]S. Padakanti; P. Kalva and V. R. Kommidi, "AI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mpowering Researchers with Intelligent Too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24, 10(5).

[5]成素梅：《論智能時代科技與哲學的共同重生》，《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5期。

[6]J. Anderson and L. Rainie, "Being Human in 2035 How Are We Changing in the Age of AI, Imagining the Digital Future Center," April 2025, https://imaginingthedigitalfuture.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Being-Human-in-2035-ITDF-report.pdf.

[7]關于這方面的詳細論證參見成素梅、彼利格亞·拜黑提亞：《追求超級智能可能帶來的認知變革及范式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0期。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Reshaping Humanity's Future

Cheng Sumei

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World" is a new external environment created b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marks the birth of the "Fourth World" following the natural, social, and mental worlds. It has its own logic and forms a deep, co-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humanity. In the face of intelligent agents with "quasi-subjectivity", the ways of human cognition are shifting from a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o a new cognitive form of intersubjectivity. This transformation initiates the second process of "becoming human": expanding from the "external liberation" of mastering the external world to achieving the "inner liberation" of mental self-awarenes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lies in its promotion of civilization's focus, elevating it from how to "do things" efficiently to how to "become human" wisely. Thereby, it drives humanity to return to core, unquantifiable values such as dignity, morality, and love, ultimately completing the philosophical leap from "natural human" to "self-aware human". Only by basing ourselves within this new horizon of the "Intelligent World", and then examining both the opportunities it creates and the risks it brings, can we transcend the tool-based view of technology, stand on the foundation of an interactive view of technology, and re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governance systems for humanity's future, thus truly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humanities.

Keywords: the "Intelligent World", humanity's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the second becoming of human be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civilization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